报纸媒体讨论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非常热烈。其实，上海有关创新问题的讨论从21世纪初以来已经有多次，好像总是没有走出传统的几个认识误区。许多人喜欢说城市的创新体系是系统性的东西，包括大学与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其中，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应着知识创新，企业对应着技术创新，政府对应着制度创新。这当然正确，但是没有针对当前需求问题，特别是没有突出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如果理解创新是针对当前上海以及中国需要转型发展而言，那么就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重要的思想认识。

首先，需要区别知识意义的科学创新和经济意义的技术创新。科学家谈创新（creation）与经济学家谈创新（innovation），内涵和外延有着重要差异。国际发展研究和发展政策，讨论创新城市、创新区域、创新国家，主要是指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强调新技术融入经济过程可以提高要素使用的效率，从而大幅度减少要素投入，而不管这样的技术是原创的还是引进的。当前讨论中国转型发展需要创新驱动，就是要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从过去的偏重要素投入转向未来的强调效率提高。所谓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就是用知识与技术替代要素大量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领军城市。遗憾的是，我们每每讨论创新，总是搬出一些院士专家、学术大牛举证科学理论上的创新，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创新。这与中国转型发展的需求有明显隔阂。十多年前我写文章说过，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把诺贝尔奖的科技成果融入经济发展，比产生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具有更加重要的发展意义。这样的认识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尽管有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也是我们希望的好事。

其次，需要看到经济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常常是需求驱动而不是理论驱动。多年来，我们讨论创新一直强调从科学到技术再到经济的单向线性过程，其实对生产率提高有意义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开发再到商业化运用的前向路径，另一种是不依赖于源头的科学发现而是依赖于市场需求的后向路径。前者相对少，发展慢，当然一旦发生是革命性的；后者相对多，发展快，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涌现的。客观地说，当前的中国转型更多需要市场需求导向的技术创新。BAT（百度、阿里、腾讯）等三大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没有一个与院士专家、学术牛人有关，而是直接从市场需求产生出有经济意义的创新，这样的事例应该给我们深思和启示。我们应该走出从科学到技术再到经济的传统线性思维，更多地关注企业本身自下而上的创新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企业是创新主体这个深刻命题。

再次，政府方面的制度创新不能总是扮演叶公好龙的角色。表面上，政府部门好像对创新有如饥似渴的需求，建设创新城市的口号喊得漫天般响；但是碰到关键问题，政府的制度安排常常不是有利于技术创新而是变得缩手缩脚了。从2010年世博会开始，专家们就极力推荐德国不莱梅展馆倡导的汽车共享系统，对城市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三重效益有重要创新意义。这几年来，像Uber这样的私人汽车共享系统和Airbnb这样的私人住所共享系统开始在国内城市发展起来，最近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热议共享经济引导着城市创新发展，但是我们的政策对这样的事物仍然缺少包容的研究和主动的变革，仍然有因为不符合当前政策一堵了之的事情在发生。强调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实际上是要强调真正的创新不是政府规划、资助、奖励出来，而是政府让市场主体发挥作用才冒出来的。政府管理与市场创新一致的情况常常是少数，与后者偏离的经常是多数。由此可见，政府的制度安排如何对来自企业和市场的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仍然是需要变革的大问题。

（诸大建）